转载：弧角天星的源流

木孛符印

作者：祥云

中國的擇日學包羅萬象，內容不外乎陰陽干支五行、八卦、九星、十二建除、二十八宿、禽星、三式(太乙、六壬、奇門)，及根據年、月、日、時各種神熬叢辰、七政四餘、烏兔太陰、烏兔太陽…等各種術數，其中有關天星日課被認為最神奇、效驗性高的擇日方法，原因是天文星象的神秘意涵經由正史記載，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哲學深入一般社會民心；裨官野史的渲染，皇朝常禁錮研習天文曆法，唯有皇家設置的欽天監或有關職司天文觀測的官員，才能進呈有關星象資料。

另一般民間的擇日活動，大抵除有關生活事項外，大多使用在喪葬等堪輿風水領域，而歷代著名的風水大師如唐朝楊筠松(號救貧)、明末清初蔣大鴻都主張天星擇日的重要。上述這些因素都使得它在眾多擇日方法中居於領先地位，然完整的天星擇日涉及繁複的天星步算，懂得測天之術常被視為神人，天星步算的真訣皆秘而不宣，除非經口授心傳方得以登堂入室，更增添其神秘性。目前台灣的造曆館真正以天星擇日的不多，想像得到物以稀為貴的道理，光是學會太陽到山計算，就得支付束脩新台幣15萬以上。

廣義的天星擇日約有 1.宿曜經擇日法 2.天元烏兔經擇日法 3.七政四餘天星擇日法 4.回回曆選擇法 5.弧角天星法，這些方法或多或少跟占星術有關。由於在占星學發展的長河中，中國獨自發展的軍國占星學曾三次與西方占星學有過交流，這三次交流豐富了天文曆算的演變，造就擇日學往弧角天星擇日的方向走，因而有上述5種天星擇日法的出現，本章針對這三次交流的影響與質變，來追蹤弧角天星擇日學的源流，由於西方占星學輸入的影響是持續的，而非斷代單一的，所以我們按三次交流以三節分別敘述。

第1節  中西方占星學第一次交流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發展獨特的占星學，對天體運行的規律及時令季節的變化掌握得相當不錯，將天空的星區劃分成三垣二十八宿，用來觀測太陽、月亮、五星的運行變化，配合分野理論，敘述各國軍事競爭、王朝更替、諸候臣吏、地區物候災變…等事務，大抵是以國家大事為主，大陸． 江曉原 教授稱之為軍國占星學，頗為貼切。

儘管軍國占星學在兩漢(含)時期之前已相當發達，但就目前已出土之文物或日簡有關類似今日農民曆形式的曆書，尚未見到以日、月、五星作為選擇吉凶之記載。《史記．日者列傳》和《漢書．方術列傳》載有五行、堪興、建除、叢辰、歷家、天人家、太一家、風角、奇門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叟、孤虛、六壬、禽星、祿命等20餘家，應是當時流行的術數，但從字面推敲，與天星有關的應是天人家、七政，可是真正的內容無從得知，也無法斷定當時就曾利用星象作為選擇涓吉。出土的後漢永元六年(公元94年)木簡曆書，其曆注內容大概以十二建除及一些神熬，看不到日、月、五星有關天文星象的資料。其實到漢代，中國的軍國占星學已揉合陰陽五行、干支、易卦等複雜內容，逐漸脫離了對天象的實測。

中國和印度早就有來往，到了東漢隨佛教東傳而更進一步的加強，於魏晉南北朝及隋唐達到顛峰，印度的天文學知識大量傳入中國，使得中國占星學的發展有了新的里程，東漢桓帝時期(公元147-167年)，中亞安息國王太子沙門安清來到中國，譯有《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簡稱《舍頭諫經》)，介紹印度二十八宿名稱、星數及相關的占星內容。往後相同的內容陸續譯出，如
三國．吳《摩登伽經》
梁《孔雀咒王經》
隋《日藏經》
初唐《寶星陀羅尼經》
中唐《大孔雀咒王經》
中唐《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簡稱《宿曜經》)
其中尤以《宿曜經》影響擇日最為深遠，它是印度占星學中有關人命、擇日、禳災、趨吉避凶的內容，金林文化出版恭鑑老人譯著《紫微斗數、密教占星法》有關《宿曜經》的目錄內容即可得知它的內涵。

印度占星學除了在東傳的佛經出現外，也有專門著作如《隋書．經籍志》載有下列四種
《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原注︰婆羅門舍仙人所說)
《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
《婆羅門天文》一卷
《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

婆羅門是印度四大種姓的首位，自古印度有關宗教、祭祀、禳災祈福、天文占星都掌握在婆羅門僧侶手中，這些書目記載於正史中，顯見印度占星學已在中土出現，甚或流行。

印度天文曆法或占星學輸入中國，到了唐代最為鼎盛，唐朝皇家天文機構太史閣就有印度天學家入主。楊景風注《宿曜經》提到迦葉氏、瞿雲氏、拘摩羅氏等三家，即中印天學交流史上著名的天竺三家，其中瞿雲氏最為顯赫，家族共五代仕唐，尤以第三代瞿雲悉達任太史監，奉敕撰《開元占經》，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具相當重要的功績，其書的價值據江曉原、鈕衛星《天文西學東漸集》的評述，有下列五端

1.　集唐前各家星占學說之大成，允為古代中國星占學最重要、最完備的資料庫。悉達身為皇家天學機構負責人，得以利用皇家秘藏之古今星占學禁書，此正為奉敕而作得天獨厚之處。

2.　保存了中國最古老的恆星觀測資料，尤以甘、石、巫咸三氏之星表，成為今人研究先秦時代中國天學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3.　錄載了中國上古至公元8世紀時所有相傳曆法之基本數據，自《史記》、《漢書》開創"天學三志"(即指天文志、律曆志、五行志及名稱相異之同類內容)之例後，此類數據大都得到記載，但先秦時之同類資料卻全賴《開元占經》方得保存。

4.　引用已佚古代緯書多達八十餘種，與明．孫鈺所載《古微書》同為緯書之兩大淵藪，且兩者內容相同者非常之少。

5.　 載入《九執曆》之中譯本，成為研究中印古代天學交流及印度古代文學的珍貴史料。《九執曆》遺文已被翻譯成為英文而介紹到西方世界。

按「九執」譯自梵文，九曜之意，指日、月、五星等七曜加上羅喉(Rahu)、計都(Ketu)兩顆隱曜(其實是黃道面和白道面兩個交點)。

另外，唐德宗建中(A.D 780-783)，曹士薦《七曜符天人元曆》，七曜與符天同舉，兩者也有關聯。所謂符天是以印度天學為中介的西方占星學(Horoscope Astrology)，符天術後來在宋朝應甚為流行，《宋史》以"符天"為標題之書多達15種。

又印度占星學以聿斯之名傳入中土，應始於唐貞元(公元785-804年)，都利術士李弼乾傳自天竺，《新唐書》及《宋史》曾記載以"聿斯"標題的書目，宋朝《通志．藝文類、曆數卷》更說明聿斯經，「本梵書，五卷、唐貞元初，有都利術士李弼乾將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曆，知人命貴賤。」

聿斯經以十一星推算，應是九曜(或九執)再加上紫、月孛，即後來通稱的七政四餘(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政；火餘﹣計都、土餘﹣羅喉、木餘﹣紫  、水餘﹣月孛)。星雲山人《七政四餘中西天文星命大全(上)》收錄一篇《西天聿斯經》應是這類內容，它提到「須識西天都例經，理氣分明有條貫」，其整篇內容就是印度占星學的本命論述。

從以上史實舉証，可知中西天文學的交流主要是中印之間，印度天學及占星學傳入中土，對中國術數發展甚有影響。

1.　中國軍國占星學逐漸走向個人本命占星學，印度占星結合中國本土術數，發展成中國七政四餘占星學，《果老星宗》的內容或許就在唐代建立，唐朝士人已有占星術論命的風氣，韓愈曾說「我生之辰，月在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而大詩人杜牧「我生在角星(命宮所在)」…，這些術語都是七政四餘的內容。

2.　《宿曜經》中的七曜值日及二十七宿合吉凶日曆，演變成28宿輪流值日以斷吉凶和七曜對照星期之曆法，一般稱之為《宿曜經》擇日法，但內容相當貧乏死板。

3.　印度的天文曆法較中土進步，促使中國向上提昇，如《九執曆》引進360°的圓周劃分、60進位制的計數法、黃道坐標系統、三角函數正弦的計算法、太陽周年視運動的遠地點、推求月亮直徑大小變化之法，都有助中國天文曆法的進展，對天象的掌握較為確實。也許在這種氛圍之下，從事術數的有識之士，撼動於天文星象的推算，連帶地認為擇日應也以吉利的星象結構作為選擇的依據或輔助。

中國堪輿學最受景仰的楊筠松最重要的選擇要訣《造命千金歌》相當程度反映天星擇日的重要。
     「山家造命既合局，更喜金水來相逐
       太陽照處自光輝，周天度數看躔伏，
       六個太陽三個緊，中間歷數第一親，
       前後照臨扶山脈，不可坐下干支缺，
       更得玉兔照坐處，能使生人沾福澤。」
此段重點是說，山家造命干支皆已合局，當取天星助之，亦即山家造命本用干支為主，特取天星之極純極粹者輔之，以益其致也。

就上述內容，天星擇日尚屬於輔助地位，因為當時山家擇日的主張以「補龍、相山、扶主」為重點，這項觀念在另一著作《疑龍經》也同樣強調造命。
     
      「不知年月有玄機，年月要妙少人知，
        年月無如造命法，裝成好命咨人為。」

接下來再說明天星的重要
      「請君專用太陽照，三合對宮福祿堅
        更看素曜在何處，福力卻與太陽兼
        金水二星并紫  ，月孛同用又無嫌
        周天本是十一曜，只嫌逆伏害災災」
楊祖師爺的著重埋下後世對天星選擇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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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中西方占星學第二次交流

當歐洲邁入黑暗時代，中東沙漠地區的阿拉伯民族卻悄悄地興起追求知識的熱潮，他們遠赴拜占庭，聘請學者到伊斯蘭地區一巴格達的智慧之宮(House of Wisdom)講學，民間和政府通力合作大量翻譯外國書籍成阿拉伯文，其中尤以希臘之天文學、占星學最受矚目，保存了希臘占星學的命脈，並將希臘天文學的托勒密體系作完整的詮釋。

早在西元10世紀，伊斯蘭教已傳入中國新疆南部，並不斷向中國西部發展，宋朝時已有大批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經商，此時阿拉伯天文學也進入中國。原本以為阿拉伯天文學應是在元代才進入，但根據大陸學者陳久金《回回天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和回顧》說明阿拉伯天文學家馬依澤來華任職欽天監的事實，証明宋朝時，中阿的天文學已開始交流。

13世紀大草原的蒙古人興起與幾次西征，中國與阿拉伯之間交往更為頻繁。在成吉思汗西征過程中，隨行大臣耶律楚材曾於公元1219年在撒馬爾干城(現今烏茲別克境內)與阿拉伯天文學家進行討論，他們幾次準確地預報了月食，讓耶律楚材認識到阿拉伯天文學在五星計算的長處，隨著征伐各地，也發現同一時刻在不同地區所見到的天象也不同之現象，創立了"里差"的計算經驗。

長春真人丘處機受成吉思汗徵召前往講道，在公元1221年歲末到撒馬爾干，也在該城與當地天文學家討論該年5月所發生的日偏食，瞭解到日食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可見到不同食分。後來帖木兒王國建立，首都設在撒馬爾干，到烏爾伯格即位，在公元1420年建起規模宏大的天文台。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後第七年(公元1267年)，伊斯蘭天文學家札馬魯丁進獻西域天文儀器7件，在這件事之後4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上都設立回回司天台，令札馬魯丁領導司天台工作。當上都司天台建造完成後5年(公元1276年)，又設立漢兒司天台，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文學家之一郭守敬領導。由於回回司天台在漢兒司天台之前，研究中國、阿拉伯天文學史的學者常好奇郭守敬是否受回回司天台的影響，目前學術研究較傾向持否定意見，之所以有這種討論，是因郭守敬的天文成就甚高，太過醒目。西方科學史家認為以當時中國天文儀器尚不如阿拉伯的發展，想當然耳說郭守敬係在阿拉伯天文學基礎上建立他的地位。

郭守敬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總結自漢以來的四十餘家曆書，精思推算，編成新曆。忽必烈照古書中「敬授民時」給新曆定名為《授時曆》，成為中國曆史上一直沿用了四百年之久，為我國流行最長的一部曆法。

如網站《伊斯蘭之光》在《穆斯林在中國科技史上的貢獻(天文曆算)》一文中特別提到伊本．優努斯的《哈克慕曆》曆表數據提供郭守敬編《授時曆》的基礎。
阿拉伯天文學家將大批回回書籍帶來中國，其中尤以天文、星占、數學…及天文儀器，確實帶給中土很大的影響，甚至持續至明朝及清初。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於司天監外又設置回回司天監，於洪武三年(公元1370)6月改名為欽天監，設欽天監官。於欽天監下設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統曆科、回回曆科。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8月，明太祖朱元璋稱讚「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召令翰林李、吳伯宗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人翻譯洪武初年徐達得于元都之回回曆等秘職之書數十百冊。《秘書監志》記載，秘書監內確實收藏著一批西域的天算書籍，其中有一種名為《阿堪決斷諸般災福部》的著作，其內容顯為占星術，很可能就是《天文書》的底本。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回回天文經》(一般稱譯天文書)譯成，吳伯宗及馬沙亦黑為本書作序，馬沙亦黑提到本書原是阿拉伯闊識牙耳(Kushyar Ibm Labban Ibn Biashri Abu'l-Hasan-Jili)所作《占星術及(天文學)原則導引》(An Introduction〔or Summary〕of the Rules of Astrology and Astronomy)。又序文所提到馬合麻聖人，即西元9世紀左右阿拉伯天文學中赫赫有名的阿爾．白塔尼(Al-Battani)，他作為穆斯林，個人用的名字是馬合麻(Mu hammd)。

中西方占星學第二次交流主要是來自伊斯蘭的天文曆法，對中國術數方面的影響約有下列

1. 《譯天文書》的翻譯，讓國人認識到阿拉伯占星學的原貌，而阿拉伯占星學可說在保存希臘占星學的基礎再發揚光大的，約11世紀再回傳到歐洲，所以也是西洋占星學的一個環節或旁支。
《譯天文書》主要內容共分四類
a.第一類︰凡二十三門總說題目。為占星學的一般原理。
b.第二類︰凡十二門斷說世事吉凶。屬時事占星學(Mundane Astrology)的範圍。
c.第三類︰凡二十門說人命運并流年。屬本命占星學(Natal Astrology)及流年占星學(Anuual Astrology)的範圍。
d.第四類︰凡三門說一切選擇。屬天星擇日占星學(Electional AStrology)的範圍。

本書的第四類天星擇日占星學，在後世常被冠以回回曆選擇，另第一類的占星學一般原理也常被引用，如陶胥來《命度盤說》的實例解說，倪月桂《中西星要》，馬道存《天星選擇秘旨》都收錄在內。

2.  回回書籍的翻譯中也有一本《天文象宗》，其完整面貌已不得見，國內進源書局出版《天學洞機》有部分殘本，觀其內容大抵不出《譯天文書》的範圍。

總體而言，此次交流對中國術數影響最大的是天星選擇，稱之為回回曆選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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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中西方占星學第三次交流

明太祖朱洪武雖重視天文曆法星象記載，卻禁止民間私習，曾於洪武元年(公元1373年)詔令欽天監人員永遠不能改行，並強迫他們的子孫只能研習天文曆算，不得另謀他業，若不學習則發配南海充軍。這項詔令說明天文曆算，僅能由欽天監執行，並由他們的子孫傳承，若子孫不學習則將發配。朱洪武的這項政策一般咸信他私心太重，為恐皇權讓懂得星象之人予以破壞。就這樣，元代時期的天文曆法成就，在朱明手中湮沒。明朝仍沿用郭守敬的《授時曆》，祗不過更名為《大統曆》，但皇家欽天監因循苟且，沒有民間的刺激，日復一日逐漸一厥不振，到明孝宗時，天象預報已差距甚大，乃解除私習禁令，惟已江河日下，命徵召山林隱逸能通曆學者備選，竟無人敢應徵，《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之記載
　　　　　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戌,造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曆
　　　　　學者以備其選,而率無應者
由於頒曆是皇權的象徵，若欽天監官員無法準確預報天象，必給皇家難堪，一種經常出錯的曆法自然會引起人們不滿，因此到嘉靖、萬曆年間，朝野改曆的呼聲漸起。

正當中國的天文曆算處於衰退之際，歐洲興起文藝復興，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掀起天文科學的**浪潮，使得歐洲文明大躍進，連帶地宗教方面也有新的思維變化。公元1534年，西班牙貴族依納爵耀拉(Ignatius de Royole)在巴黎組織耶穌會，其宗旨在復興天主教對抗新教，於公元1540獲教皇認可，仿效軍隊編制紀律森嚴，有著等級規範。

為了擴大天主教在海外的影響，積極地派出傳教士奔赴全球各地。公元1583年(萬曆十一年)該會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率幾名教士來華內地傳教，卻激發西方天文曆算、宗教、科技與中國交流，規模遠勝於與印度、阿拉伯的交流，對中國術數方面的影響也相當深遠。

利瑪竇來華傳教蠻有謀略，一直想拉攏官紳的關係，並展現西方天文地理及新奇物品吸引有識之士。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瑪竇得識徐光啟，他乃藉科學傳教計劃培養，終讓徐光啟受洗，並與他合譯《幾何原本》並學習西方天算之學。

亦於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 認識李之藻，也在9年後讓李之藻受洗。徐光啟、李之藻是明末西教、西學傳播的兩個重要人物，兩人均認為算學應予提倡，使湮沒近2000年之斯學能發揮其實際效用，這種觀念正是利瑪竇宣揚算學效用之見地。

中國自古特重授時，後世曆法失修的主因在於天道運行雖有常度，但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有順逆，歲差有多寡，故曆法須隨時修正才可合度。但明代中末葉欽天監墨守成法，朝廷也未盡提倡之力，致使預報乖桀，讓利瑪竇找到傳教的切入點，寫信回耶穌會，請派遣懂得天文曆算的傳教士來華，如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龐迪我、陽瑪諾、鄧玉函、羅雅各、湯若望諸人，尤以湯若望供職欽天監，與羅雅各在徐光啟的領導下完成《崇禎曆書》的編纂，湯若望引進多祿某(托勒密)、歌白泥(哥白尼)和第谷等人的宇宙模型。編纂過程曾遭逢明朝仕人的諸多阻撓如刑雲路、冷守中、魏文魁，以致使得新法難以頒佈，這其中涉及民族意識和意氣之爭。

後來《崇禎曆書》遭逢國變鼎革而被擱置，卻於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改名《時憲曆》加題「依西洋新法」頒行。清皇帝賜湯若望京師地，重建教堂，封為通議大夫，並復授欽天監監正，際遇之隆更讓持舊法之仕人嫉妒，種下往後「曆獄」重大事件。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安徽歙縣人楊光先寫成《選擇議》對湯渃望指控，同時又作《闢邪論》攻擊天主教；康熙三年(公元 1664年)楊光先又上《請誅邪教狀》指控湯若望傳造妖書圖謀不軌，由於傳教士與輔政大臣鰲拜不和，控告獲准，湯若望、南懷仁等欽天監官員及在京傳教士皆被審，各省教士也被拘禁聽候處置。

中西天文學交流史上著名的曆獄事件，卻引發清聖祖康熙皇帝的天文學興趣，因曆法爭議的生死之爭，讓他產生「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的感慨。後來曆獄翻案，湯若望、南懷仁獲赦，詔南懷仁定期進宮講授天文學、數學，後來相繼詔張誠、白晉等法籍耶穌會教士入宮進講。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設算學館於暢春園蒙養齋，簡大臣精於算學者司其事，特命皇子親王及選八旗子弟研習，這項風氣使得天文曆算相當受矚目。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朝廷組織何國宗、梅穀成對《西洋新法曆書》全面改編，於八年後編成《曆象考成》四十二卷與《律呂正義》、《數理精蘊》一起合稱《律曆淵源》。後來《曆象考成》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引入多項新內容，改編成《曆象考成後編》。

從明末利瑪竇來華到乾隆時期，中國的天文曆算起了相當的質變，絕對值得大書特書，相對地也對術數有鉅大的影響，我們敘述如下︰

1.　明末奉教人士對中國傳統擇日學的態度不甚友誼，托名徐光啟所寫的《破迷》就說擇日之因，出自魔鬼之計。這種說法沿襲自15、16世紀歐洲教會批判占星學一樣，因為上帝的旨意是至高無上，豈容擇日術凌駕﹖

2.　清初湯若望入主欽天監採取較務實態度，對中國術數較寬容，避免與保守人士產生無謂的衝突，在新曆中雖保留傳統擇日術語，卻作出甚多改革。

　a.二十八宿原本觜前參後改為參前觜後。
　b.將傳統的一日百刻，改為一日九十六刻，一刻十五分
　c.加列各省太陽出入晝夜及節氣時刻表
　d.改平氣為定氣，並改置潤法
　e.改日躔十二次定義
　f.其他小細節

前5項都是重大變革，其中涉及西法優越感，或不認清中曆的特色所致。

3.　穆尼閣(公元1611-1656)，波蘭人，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來華，先到江南傳教其間曾在金陵(南京) 授天文曆法及西方科技知識給薛鳳祚、方中通、湯獲等中國士人，並與薛鳳祚合作翻譯《天步真原》，介紹西方天文、占星及數學的著作，並首次引進對數進入中國。對數是英國數學家納白爾(John Napier，公元1550-1617)於公元1614年公開發表的一項發明，與解析幾何、微積分號稱17世紀三大數學成就。對數的傳入是為了方便天文計算，穆尼閣和薛鳳祚編著各種天文曆算書籍都是利用對數來進行計算的，後來康熙皇帝所編《數理精蘊》就有詳細介紹。

《天步真原》人命部中卷有一實例，以金陵(今南京市)所在地緯度，詳細演算命盤或天宮圖後天12宮始點。它是典型的弧角天星算十二宮，其中的算式就以對數處理。穆尼閣採用的宮位制(House System)，即是西元15世紀～17世紀，在歐洲相當流行的努基歐蒙坦那斯宮位制(Regiomontanus House System)，該制在計算各宮始點，常藉各宮有個假想北極高(pole)來演算的。《天步真原》中的算式即是如此處理，後來道光．陶胥來《命度盤說》、同治．溫葆深《春樹齋叢說》，陳松《御覽天象淵源》、左敬元《天星選擇撮要》、周志學《太陽到山實例推算》亦復如此。穆尼閣所教的十二宮算式應是中國民間弧角天星日課算十二宮的始祖，有關詳細算法不便在此外演算討論。

薛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清代時淄川屬青州縣，明清時習以鄉籍稱呼，故又稱為薛青州。清康熙時的曆算名家梅文鼎就尊他的學問為青州之學。他先從魏文魁習天文算學，但明末曆爭，魏文魁氣度過於狹隘，薛鳳祚離去，在南京遇到穆尼閣而學習西洋曆法，協助翻譯西方天文數學著作，廣採眾家曆算之說，於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編成《曆學會通》共56卷，分正集12卷、考驗部28卷，致用部16卷，成為當時除《西洋新法曆書》之外另一部介紹西方天文曆算知識的重要著作；取會通之名，意在中西會通，故內容中西法皆備。

4.　中國上至皇室、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向來重視堪輿風水，造葬之時皆強調坐山立向，具體而微係屬地平方位的概念，儘管國人很早觀察太陽出入的方位，需用相當於地平經度的測量。另外中國古代所謂的北極出地高度(即緯度)實際上是一個地平高度的測量，但是地平座標在古代並不用在測量天體位置。實際上欲測量天體的地平方位經度或方位角，須經過球面天文學中的座標轉換，方能精確求算。明末清初西洋較進步的天文曆算輸入中土，我國才看得到球面天文學的概念。往昔中國的曆算是以代數學處理天文數據，不若西方的幾何學的圓滿，郭守敬《授時曆》推算赤道積度和赤道內外度即已知太陽的黃經求其赤經和赤緯，雖已具備球面天文學的觀念，但計算上仍是代數處理。

造葬既然重視山向，自然會聯想天體如能於用事時刻照臨山向或三方四正，會帶來吉祥，稱為「星宮得地，花滿揚鞭」，這是天星擇日的核心價值，其中又以眾星之主﹣太陽能到山到向最吉，因太 陽代表 君王、權威、尊貴、榮耀。在古代欲出人頭地，一切以科舉為重，唯有    應試登科方能尊貴榮顯，故眾星之中就以太陽為上。

明末之前有關天星選擇的重要賦文或書籍，都相當強調這個要點，如楊筠松《疑龍經》、蔣大鴻《天元五歌》的第五歌論選擇，而甘霖《天星秘竅》更特別提到《太陽到山訣》、《太陽到向訣》。但這些先賢用意固佳，以當時天文曆算尚未輸入球面天文學的弧角概念，應可推測尚無法計算真太陽到山或真太陽到向。所以長沙．張祖同輯《諏吉述正》卷19．天星篇云︰「大經元通書曰︰選擇宜宗造命之說，造命既合，天星在所必用，但選擇家徒務天星之名，不究天星之實，僅查靜盤星曜，躔在某宮，輒行取用，不知宮度遷移隨時變易。」正點出多數選
擇家不明弧角算法，故無法真正求算天星到山方或向方。

弧角天星演算太陽到山沿自何時，難以考証，但從演算過程可以瞭解它屬於球面天文學座標轉換，應相當瞭解座標系統的特性及用法才可駕輕就熟。明末清初以來唯有湯若望等人編著《西洋新法曆書》才有座標系統的專業知識，故可推估弧角天星演算太陽到山應出自清欽天監之手，後來傳授給民間，但學會的人相當隱秘，視為傳家之寶不肯輕洩。有關算例一直到光緒年間張祖同《諏吉述正》才整個公開，但坦白說，若無球面三角函數的基礎，豈易明白其內容。從事造曆館營業的術者，真懂得的也沒幾家且禁止妄傳，所以市面難見到，更賦予它神秘尊貴。翔大出版馬道存《天星選擇秘旨》例言云︰「天星布算真訣，舊書率皆秘而不宣，非口授師承，鮮有得其傳者，習者或據舊書演例而效之，而不知其疏略所致，奚止毫釐千里之謬，無惑乎吉凶之難徵矣。」凸顯這種事徵。

5.　明末清初中國也有位術數名人出現，即三元玄空大師蔣大鴻，他所作《天元五歌》第五歌論選擇，提到有關天星擇日的觀念，幾乎成為經典說法，後世就遵循這項理則來使用，如
　a.《地理合璧錄要．卷八》收輯嘉慶．于楷纂《七政造命法》、《造命集要》、《造命歌》、《渾天寶鑑》
　b.吳師青手抄《選擇仙訣》
　c.謝一園《選擇辨正》
　d.呂士清《天星選擇纂要》
　e.霍敏卿《星命說証正續合篇》(下)擇日總論要造命訣
都與蔣大鴻《天元五歌》論選擇的內容相同，強調日月恩用；拱夾定格，以命定恩，以二至二分之時定用，審山向之正偏，論入宮之深淺，十干化曜及星盤格局貴賤，這種天星擇日法其實是七政四餘命理學的運用是屬於中國式的，但隨著中西方天文曆算的交流，所謂的弧角天星日課的擇日學常將中式與西式併在一起，兼及回回曆法的使用。

6.　蔣大鴻《天元五歌》也談天及天元烏兔經，遂使得它的身價也水漲船高，一些堪輿名家常加以介紹，但從其排盤安置九星，即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政及羅喉、計都之死板排列，即知它僅是假天星之名，而無天星之實，儘管它也托名楊筠松《玉函經》所述。

豹隱

文中虽然未有提供资料出处，个中细节阅者难辨其正确与否，但以小弟所读过的一点天文古史而言，中国天文/占星在历史上的发展大抵就是如此了。

在天文观测上，中国直至明代以前，并不输于西方的(可参考《中国天文大发现》)，但在占星论命方面，并不见得比西法优胜，而且结构上根本就是承袭西(希腊、亚拉伯)、印占星，只可说有自己的独有特色---五行生克。

我们实在要努力、加油！

[ 本帖最后由 豹隱 于 2008-10-19 00:25 编辑 ]

多乙光

很好奇明清时期天文历法经历多次校正更动，
在禄命术数上，不论是宫廷或者民间，
与实际天体观测恐怕出入难以避免，尤其当起盘以诀而非以天文星历的情况下....
这过程中所呈现的技术传承与准确度总让人有些底气不足.....

另一方面，若不识天体弧角的计算，恐怕有相当的技术工具也连带著无法使用了，
比如一些限运法，或者太阳或星体的高度以确定时辰的准确等.......

貌似.....
有些怪, 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