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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七政四餘命理学发展的过程曾有三个重要派别,其主张差异如下表:
到了明清时期,上述的论断要旨及宫主∕度主∕身宫都混合在一起,如收录在《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的明.万民英《星学大成》就是一例。
又如康熙六十一年廖瀛海《增订五星集腋》就将上述三派汇总一起儘管他比较倾向耶律派的说法,但若无师承恐不易釐清。晚清时似乎朝向以宫主,以月為身,重视七政四餘的化气為主轴。如舒继英《乾元秘旨》、霍敏卿《重编增补星命说証正续合编》、吴师青《中国七攻四餘析义》后者更参酌西洋命宫算法,考虑不同纬度的日出时间求得浮升命度,最近3.4年来香港李光浦一系列果老星宗的案例解说,则遵从果老派的精神。
学习中国七政四餘命理学应特别注意所使用的黄道到底是恆星黄道或迴归黄道?印度占星学一贯採用恆星黄道,所以当初结合时应也是同样标準,问题是中国天学家向来是以赤道座标的赤经、赤纬纪录恆星位置。
古时占星家与天学家身份是重叠的,因此使用中国七政四餘命理学的人应也懂得观察天象,当时使用那一标準呢?如果不同如何套用呢?或是直接以恆星黄道12宫套用在中国的12次,配合十二地支名称论述呢?又假设是恆星黄道是否编有七政四餘的恆星黄道星歷表得以直接使用,这些问题也许经过时代的磨合可找出公约数,但绝对都须深入釐清的,否则因岁差移行会產生28宿入宿度不同,七政四餘躔度也不同,詮释徵象当然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又岂可不慎!
中国占星学尚在公元13世纪时,元朝征伐阿拉伯地区,从当地搜罗不少天文仪器及相关星占资料,因此回回历法进入中国;后来朱元璋灭元,命吴伯宗主持《天文书》的翻译工作,它是颇為完整的阿拉伯占星学书籍,内容含盖本命、时事及择日,是希腊占星学一脉相传的採回归黄道。
又於明末清初之际,耶穌会教士利玛竇来华宣教,鑑於中国士大夫对天文、历法知识的渴求,写信回国敦请教会中懂得这方面学问的教士来华以利传教的切入,遂有汤若望、南怀仁入仕钦天监,穆尼阁传授薛凤祚撰写《天步真原》,它是公元15世纪~16世纪欧洲占星学的内容,也是採迴归黄道。
西洋教士确实带给当时天文历法新的气象,徐光啟、李之藻都曾参与明崇禎历法的编修,明朝灭元后又改编成《时宪历》,纯就历法观点,汤若望等人将春分点订在白羊座0°也就是迴归黄道的明确使用,遂使得28宿每隔一段时间须作岁差调整,名為量天新尺,这样才能使七政四餘的迴归黄道经度正确无误地躔在调整后的28宿上,因他们对日、月、五星的测度係根据迴归黄道。
往后康熙以降的中国七政四餘命理学也都如此处理,春分点的岁差退行,就恆星黄道而言,即相对地向黄道秩序往前进,所以每年各星宿向前50.29"。集文书局出版《星度指南.果老星宗》合编的黄道十二宫量天新尺表即是如此编製的。
中国七政四餘命理学的论断跟《天文书》、《天步真原》的论断完全不同,据以评论谁是谁非恐不智也,清.舒继英《乾元秘旨》就一口否定《天步真原》;而加以统合也不见是明智之举,反而感觉不对味,如清同治倪月培《中西星要》。来华教士的教导天文历法促进球面三角函数及对数计算,在择日界有新的「太阳到山」及求算12宫之弧角天星日课新玩意,却同命理学一样结合阴阳五行论日课的吉凶。
现在我们介绍中国七政四餘命理学的起盘步骤:
1.确定求算命主的生辰八字,即诞生时的年月日时资料以干支列出四柱八字。
2.根据出生年干查60甲子生年神煞表。
3.按年干列出化曜,排七政四餘相对应的禄、暗、福、耗、荫、贵、刑、印、囚、权。
4.按年干排十二长生。
5.根据年干支列出常用的特殊神煞与七政四餘相关诸星,如科名...之类。
6.定命宫:以日躔宫位起生时顺数至卯。
7.从命宫逆时针排后天12宫。
8.定命度:以日躔度数查命宫同络度数,即為命度,位於28星宿的何宿何度。
9.定身宫:月亮(太阴)所在的黄道12宫。
10.注意岁差调整后的量天新尺,各星宿入宿度在迴归黄道的经度。
11.将迴归黄道星历表中的七政四餘一一计算填入所使用的量天新尺之适当位置。
12.定行限:从生日逆数至前一中气几月几时,按每三日一岁算,折為几岁几加上10岁从相貌宫上限,其他各宫管辖不同大限年数一一列出。
原作者:秦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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